中国为什么成功

2022年03月04日 08:24:53 赚友之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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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自1997年以来,无数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。但是,5年后的今天,当初言之凿凿的预言就如同一个笑话。是的,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负面预言都流产了。

  因为,中国既不同于第三世界,也不同于东欧和独联体。中国是特殊的。

 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,外国和中国的预言家根据现代化理论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的预言。试举几例:经受不住对外开放的冲击;“八九”之后将很快垮台;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与势不两立;政权交替要出问题;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......有人觉得这样说还不过瘾,干脆直接说“中国即将崩溃”!

  中国的经验是否支持这些预言呢?事实胜于雄辩。中国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,控制住了通货膨胀,成功地实现了经济“软着陆”。而且中国顶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压力。与此同时,不断推进改革开放,加速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,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。虽然自1997年以来,无数人预言中国将成为第二个印尼。但是,5年后的今天,当初言之凿凿的预言就如同一个笑话。实践证明上述预言几乎全都没有经受住检验。检验的结果是否定的!

  中国是特殊的

  进一步的国际比较显示,中国既不同于第三世界,也不同于东欧和独联体。中国是特殊的。中国的“特殊性”表现在两个方面:一是成功的变化,表现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,以及与之相伴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、社会指标的大幅度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;二是“成功的保守”,主要表现为坚持的领导,而且政局越来越稳定。特殊的中国具体体现在何处?是什么因素造成的?

  ――初始条件的影响。

  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面对的内外条件,对改革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  从全球来看,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“和平竞赛”中,计划体制彻底失败了。这为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。在国内,意识形态弱化了,高层精英和知识精英抛弃了过去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。更为重要的是邓的东山再起。这一切为改革提供了强大的内部动力。与东欧和前苏联相比,中国的国有经济比例很低,这又减轻了“改革”的任务,并使“增量改革”成为可能。东欧、前苏联和中国东北的经验表明,转型的国有企业改革是非常困难的,至少到目前为止,还没有出现大规模国有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。

  而邓继承的集权主义体制赋予了中国强大的保守能力。同时,经济落后、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、公众受教育程度低也有利于“成功的保守”。不容忽视的是,在这一轮社会主义改革中,中国是先行者。作为“先行者”所占有的“先发优势”为中国赢得了时间。这是它得以度过“八九”及其后危机阶段的重要条件。

  ――因素的作用。

  “成功的变革”与“成功的保守”是相辅相成的。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对于中国来说,没有“成功的变化”就不会有“成功的保守”。而且,对于一个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”的来说,阐明了它的学习的机制也就阐明了它的保守的机制。因此,在这里,我们仅仅探讨中国的学习机制。

  中国具有深厚的根基。它不是一个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的傀儡政权,而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最终脱颖而出的形态。其间经历了、清末新政、辛亥革命、民初共和、政权。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,在改革的最关键阶段,这个制度的创建者仍然执掌政权。这是中国和前苏联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之一。邓在“八九”时拒绝了“自由化”,而在“南巡”时拒绝了“走回头路”,从而确定了中国90年代的道路。

  中国具有强大的执政能力。在与社会的力量对比格局中,处于绝对主导地位。而且,更为重要的是,这个还具有出色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。它控制了几乎所有的重要资源,并且能够理性地运用这些资源追求自己的目标。与所有的一样,中国也处心积虑地维护自身利益,但是来自文化传统的基因以及社会主义政的遗产,也使它不遗余力地追求的富强和人民的福利。这是它适应形势、学习应变、维护权力的根本动力。

  邓用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的改革模式。这种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,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做出的应急性反应。由于占据了主导地位,同时集团已经转变为“理性经济人”,因此总是在所有可行方案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加以实施。如果我们把改革看作学习过程,那么这种学习很少是一种主动行为或预警行为,而是对危机作出的一种被动的反应。通过观察对付学潮、通货膨胀、经济波动、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经验,可以总结出中国学习的基本模式。

  学习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:第一阶段为“危机发展期”。由于旧机制瓦解,原来被有效控制的问题在新的环境中抬头,或是在新的环境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。由于集权体制信息不灵,不能及时发现问题,并做出及时反应,结果导致问题在全国蔓延,危机不断深化。第二阶段为“危机爆发期”。问题爆发,危及整体,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。于是,紧急动员,全力以赴,解决问题成为各级官僚的首要责任。全国各地全力以赴,探索对策。各地的经验通过垂直系统汇集到,通过取长补短,形成更加有效的对策,并把这些对策再传递、扩散到全国。经过多次反馈,逐渐完善对策,并进一步制度化,建立机制。第三阶段为“危机衰退期”。由于在第二阶段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,结果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,进入危机衰退期,问题得到解决,危机被迅速化解。第四阶段为“危机控制期”。危机过后,汲取教训,并保持高度警惕,把问题或危机控制在初始阶段,即“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”。

  一般说来,这种学习模式需要和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,但是学费不会白交。危机过后,会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应付危机的方法和制度。此后,这套体制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。也就是说,这种学习模式可以针对同类危机建立有效的免疫机制。

  ――文化传统、人口结构、规模与地缘环境的作用。

  首先,无论从短期,还是从长期来看,中国文化都是造成“特殊性”的最重要的因素。中国文化的这种能力来自它的“独特性”。

  所谓“独特性”,表现为中华文化具有一系列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独特要素。其一,天人合一。这是中华文明宗教性的最高境界。表现在上,社会成员不太关心权力的来源,但却非常关心的表现是否符合天道。中国的合法性不依赖于程序,而依赖于表现或业绩。其二,中庸之道。这种思维方式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。与此相关的文化要求代表全民利益,而不能代表个别阶级或集团的利益。因此,它不支持有实质意义的多制。其三,天下为公。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不是“出世”而是“入世”,是一种强烈的现世关怀和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当。人生的最高价值是自我实现,自我实现的归宿是实现“世界大同”,而这又要求“天下为公”。理想的个人成长模式被概括为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照,并对西方文化产生拒斥。其四,精英主义。强调贤人治国,不相信民主的功能,强调精英的社会责任,而精英的最高的人生责任是替天行道,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把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定义为人生的“三不朽”。其五,民本哲学。尽管崇尚精英意识,但是要求精英的所作所为“以民为本”。其六,中华意识或天朝思想。中国人自认为是天底下最优秀的民族,无论如何落魄,总觉得自己理应天下第一。这是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最深厚的根基。这种自高自大的心态也赋予中国精英拒绝西方文化的勇气和信心。

  这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造成了两种后果,一是文化的“开放性”,二是文化的“保守性”或“顽固性”。与一般的看法相反,与其他大文明相比,中国文化具有极强的“开放性”。这种“开放性”表现为热衷于向别人学习,而且也具有必要的学习能力。历史上中国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从未停止过,而且中国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排斥市场和法治。明清实行过闭关锁国政策。但是,鸦片战争以后,中国开始学习西方,尽管开始极不情愿,但后来不仅是真诚的学习,而且是近乎疯狂的学习,不惜一切代价的学习。大致说来,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是自觉追求“全盘西化”的历史。当然,这种“开放性”不是天然的,而是对一系列惨败经验反思的结果。因此,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感情极为复杂。

  中国文化也具有强烈的“顽固性”。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,中国又表现出强烈的“顽固性”。学别人总是学不像,总是走样,总是非驴非马,甚至是南辕北辙、东施效颦、邯郸学步。而且中国的精英也不甘心亦步亦趋,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总是在自觉地追求这种独特性。孙中山、、都是如此。他们几乎都强调,要根据自己的特定国情,借鉴其他的经验,解决自己面对的特殊问题,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。这不完全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寻找借口,而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自信和对民族尊严的追求。

  其次,人种、人种构成、人口数量和国土规模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人种上的深刻差异分裂了东西方。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乃是人之常情。庞大的人口和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文化力量的直接体现。文化独特、人口众多、幅员辽阔也使外来文化难于同化中国文化。另外,作为大国,亦不会轻易被一个外来势力用武力征服。这样一来,中国终有时间去思考、探索、创造全新环境中的生存之道。同时,人口众多也意味着人才众多,而人才构成了整个民族学习能力的基本要素。

  最后,地缘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。欧亚大陆腹地的高山和荒漠、辽阔的太平洋,使中国得以从容地发展自己的文化性格。

  资本主义开辟的全球化运动打破了这种局面。空前的交流带来了深刻的文化趋同,西方文明逐步占据霸主地位。全球范围的制度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示范压力,迫使中国做出适应性变革。华人社会的多样性(大陆、台湾、、新加坡乃至文化相近的韩国和日本),为中国提供了免费的制度试验的机会和经验,也为中国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和在现代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信心。但是,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,地缘环境仍然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,空间距离仍然是限制人类交往的重要力量。网络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事实。即使在今天,空间上远离欧美也是中国得以维持传统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  “中国特殊论”的启示

  强大的、悠久而独特的文化、庞大的人口规模、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构成、众多的海外移民、幅员辽阔的国土、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、多元化的华人社会、资本主义全球化、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格局、位于所属文明圈的核心、分隔东西方的欧亚大陆腹地和太平洋、环绕周围的伊斯兰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……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中国所独有的,但是它们集中出现于同一个却是中国的特色,正是这一特色造就了当今中国与众不同的表现,使得中国同时赢得“成功的变革”和“成功的保守”。

  时至今日,中国似乎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,建立了一套方法论(如保持强大,摸着石头过河,广泛实行双轨制改革,通过开放促进改革与发展等等),树立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。但是,未来还没有明确的目标。关于未来的方向与目标,不能用肯定的判断描述,只能用否定的判断论述,如不是西方,不是传统,也不是现状,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。如果非要做一个类比,参照系不应是美欧,而应是、新加坡或日本。中国的创造力绝不会低于新加坡。同时,未来也是不确定的,存在失败的可能性。能否成功,取决于问题发展的速度与问题解决的速度的竞赛,取决于中国的学习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创造能力。改革以来,中国已经显示了很强的学习能力。许多第三世界和转型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,中国都解决了,至少是没有因此而翻船。

  中国的经验证明,别人的东西是无法照搬的,而自己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。中国人只能通过对世界开放和回归传统来开创自己的未来。它暗示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产物,既是超越历史的东西,也是超越外部的东西,也就是说,是一个全新的东西。西方不一定喜欢未来的中国,中国人也不一定喜欢,但是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,都必须接受现实,必须学会与一个“与众不同”的中国共同生活。

  中国的经验也提醒我们,不能用其他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,甚至不能用中国过去的经验简单地推断中国的未来。中国在变化,中国的未来是开放的。目前,还没有一种成熟的理论使我们能够合理地预测中国的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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